摘要：學界一般認為，施拉姆訪華是中國傳播學科發展的重要節點。作為西方“舶來”學科，中國傳播學從一開始就難以脫離西方理論的影響，在較多問題上形成了“西方理論+中國經驗”式的研究路徑。反思傳播學的發展歷程，打破“西方理論+中國經驗”的二元框架，進而探尋本土化的傳播學研究路徑與方向，對于構建中國傳播學自主知識體系具有重要意義。傳播學學科發展應當聚焦人文主義傳統，通過對話中國歷史文化提煉“本土化”的傳播理論；應當聚焦實踐主義傳統，通過討論現實問題提煉具有當代中國實踐特色的傳播理論；應當聚焦黨史、國史，從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程中提煉聚焦中國道路實踐的傳播理論；應當聚焦國際傳播實踐，從全球視角出發提煉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國際傳播的理論。
關鍵詞：傳播學本土化人文主義中國道路國際傳播
作為西方“舶來”的新興學科，中國傳播學研究始終受到“西方化”和“本土化”兩股力量的交織影響。應該看到，中國傳播學本土化研究近年來呈現勃興之勢，但無論在理論還是方法層面，仍難以徹底擺脫“西方化”的烙印或影響。當然，“西方化”和“本土化”并非實質上的對立關系，如何處理好兩者之間的張力關系，是中國傳播學發展需要思考的重要問題。甘惜分提出，發展當代中國新聞傳播理論要“立足中國土請教馬克思”。反思中國傳播學的發展歷程，只有回到馬克思與中國道路實踐，才可能真正“去西方化”，建構能夠解釋和指導中國實踐的自主知識體系。
一、傳播學本土化討論
中國傳播學發展史繞不開傳播學本土化討論。四十多年來，我國傳播學研究的很多路徑和問題在這場論爭之初就已顯現。因此，我們有必要重返傳播學本土化討論，梳理其主要觀點。
《新聞傳播學大辭典》認為，“傳播學本土化的論爭是中國傳播學發展史上最激烈的學術爭論之一”。這一論爭起于20世紀80、90年代，直至21世紀初才有所減弱。在這場大討論初期，爭鳴觀點大體上呈現兩大陣營。一方對傳播學本土化持肯定性觀點并提出較為明確的發展路徑，或可稱為“發展派”，他們認為“以中國人的智慧，應該可以從中國的歷史中找尋到許多傳的理論與實際，用來充實、光大今天傳學的領域”，傳播學研究的本土化就是要“從中國文化中發掘思想和素材，來豐富和擴充現有的傳播學”。在發展派看來，傳播學本土化需要完成兩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理論引入，即引入西方的傳播理論與方法，將其應用于本土化研究；另一方面是經驗輸出，即依托于中國豐富的歷史文化，從本土實踐中發掘傳播理論，并以此對傳播學作出自己的貢獻，包含著被承認的焦慮。另一方則持批評性觀點，或可稱為“批判派”，認為“傳統文化似乎不像被‘弘揚’，而倒像被拉到‘國際’博覽會上去拍賣，一切都得按‘接軌’的標準辦理”；傳播學本土化是一個熱情有余而思想不足的“空谷”，研究者尚未找到本土化的合適路徑，本土化研究始終缺少一種對話的氛圍和勇氣?！芭信伞蓖ㄟ^對傳播學研究近十年的觀察（截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既不認為西方傳播理論應成為中國傳播學的標準，也不認為中國傳播學本土化研究已經為傳播學作出了貢獻，恰恰相反，他們認為“發展派”提出的兩條本土化路徑包含著學術殖民的可能性。
可以說，傳播學本土化論爭對中國傳播學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20世紀末，中國傳播學沿著“發展派”所指出的本土化研究路徑，快速建制并發展，但工具主義的傳播效果測量、技術主導的發展主義等問題凸顯，使我國傳播學研究面臨自主性危機。21世紀初，中國傳播學者開始集體反思，并對早期傳播學本土化研究形成的“西方理論+中國經驗”式的路徑進行深刻批判，認為其研究以中國本土議題為對象，以西方理論為框架，既是對西方理論的不求甚解，也是對中國經驗的隔岸觀火。有研究者認為，傳播學研究本土化迷失了發展方向，與其當初的目標漸行漸遠，“不但不能創造出中國的傳播學，倒是更有可能是用中國的經驗去豐富了西方理論的案例庫，拓展和強化西方理論的話語霸權”。
傳播學本土化的主張始于1982年美國傳播學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的中國之行，傳播學本土化研究由施拉姆的學生余也魯率先倡導。此后，施拉姆的傳播理論成為中國傳播學研究的主導范式之一。因此，在21世紀初的批判傳播學視角下，如何重新理解施拉姆成為傳播學研究的重要議題。有研究者提出，施拉姆在中國傳播學界的形象，經歷了一個非常戲劇性的轉折，從早期的“宣偉伯”“傳播學集大成者”“傳播學的奠基人”“中國傳播學的啟蒙者”，逐漸發展為后來的“冷戰專家”。
時至今日，打破“西方理論+中國經驗”的迷思已成為學科共識。更進一步，我們也應該看到，這一迷思背后是以施拉姆為代表的美國實證研究及其隱含的自由主義價值體系，是冷戰意識和后殖民理論在當代中國的某種延展。有研究者據此將施拉姆及其所代表的傳播學稱為“冷戰傳播學”，認為其內含著“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資本主義對后殖民國家的意識形態爭奪”。
二、對傳播學史起點的反思
一般認為，施拉姆訪華是中國傳播學科的起點。1982年4月，施拉姆來中國內地訪學，由其學生余也魯陪同，以看似無關政治的“電化教育”為交流議題，開啟了傳播學進入中國的“破冰之旅”。他們先到廣州，舉辦了為期一周的全國“電化教育講習會”，介紹媒體教育和現代傳播，繼而在復旦大學新聞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開展了一系列講座和交流活動。
但是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認為，以施拉姆訪華作為中國傳播研究的起點簡化了傳播學史。有研究者發現，20世紀初美國社會學芝加哥學派學者訪華構成中國傳播研究的“史前史”，包括杜威（John Dewey）1919—1921年到訪中國、帕克（Robert Ezra Park）在燕京大學任教（1932年9月至12月）。這一時期，美國的宣傳研究、民意測驗、公共關系、說服效果研究等，也被中國學界引入。比如杜威于1919年4月抵達中國，當時正值五四運動前夕，這個古老國度學生的愛國熱情讓他興奮不已。訪華期間，他做了兩百來場演講，討論教育哲學和民主政治，并涉及傳播與公眾的形成、傳播與社會交往、傳播與共同體等話題。帕克在燕京大學社會學系開設了兩門課程，討論群眾與公眾的區別、公眾意見的形成等政治傳播話題。
在《中國傳播研究的史前史》這篇文章中，作者還提出，中國社會學先驅孫本文的博士論文《美國報刊中的中國：報刊揭示的美國對華公眾意見的基礎及趨勢》（1925）堪稱典型的傳播研究，也可謂中國當前數量多至泛濫的國家形象研究之濫觴。孫本文的這篇文章考察了兩個方面：一是美國人從媒體上看到的中國，二是美國人通過媒體表達的中國認識。他通過內容分析和文本解讀，統計了美國報刊涉華報道的總量及其主題分布，并從政治、經濟、文化三方面進行了解讀。孫本文的研究意味著中國學者在20世紀初期就已經關注傳播問題，如果仍然固守著施拉姆的“傳播學”學科框架，便會忽視類似的重要證據，抽掉中國傳播研究的歷史語境和傳統。
與中國傳播研究“史前史”相類似，還有一條路徑有待進一步發掘，即傳播政治經濟學學者斯邁思（Dallas Smythe）訪華。斯邁思于1971年底到1972年初、1979年先后兩次到中國訪問調研，一邊在北京、上海、武漢、廣州等地的大學演講或座談，與學者進行學術交流；一邊深入報社、廣播電視機構以及電子工廠等單位進行調研。斯邁思來華調研后，撰寫了一份報告，多年之后，王洪喆將其翻譯為《自行車之后是什么？——技術的政治與意識形態屬性》。
關于斯邁思的學術貢獻，趙月枝概括了四點：一是傳播研究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立場。斯邁思提出“意識工業”的概念，認為媒體是由“傳媒技術（物質基礎）”與“傳媒藝術（意識形態）”共同構成的意識工業體系，“生產什么、為誰生產、如何生產”才是傳播以及傳播研究的核心問題。資本主義意識工業從技術到藝術都在為資產階級服務，社會主義傳播體系理應為人民服務，“群眾路線”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傳播原則。二是技術具有政治與意識形態屬性。他提出，在資本主義國家，具體技術應用的研發過程來自龐大的企業實驗室，資本集團與壟斷財閥只選擇少部分展開研發，這種資本主導下的技術創新隱含著資本主義的市場邏輯與意識形態。他建議，中國應對所有引進的外國技術進行過濾，對其隱含的意識形態保持警覺。三是獨立自主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離不開“文化甄別”。他提出，擺脫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依附，需要對西方信息及文化產品進行“文化甄別”，了解西方政府與知識分子所慣用的“唬人伎倆”，將“文化甄別”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以及廣大發展中國家自我保護的話語武器。四是中國傳播實踐具有世界意義。斯邁思認為，“中國個案，意義重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及其傳播實踐對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獨立自主、擺脫西方依附具有借鑒意義?？偟膩碚f，斯邁思的研究汲取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對新中國的傳播抱有高度認同，并緊密結合了中國獨立自主的艱辛探索與成就，對中國傳播學研究具有啟發意義。
三、中國傳播學研究需要防止的傾向性問題
有研究者提出，中國社會科學應以理解中國經驗和中國實踐為目標，唯有如此，才能站在中國立場上建立有主體性的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開放時代雜志社組織了一場題為“從‘學科性學術’到‘問題性學術’”的討論，呼吁擺脫“學科性學術”的束縛，倡導扎根中國大地，直面前沿問題的“問題性學術”，認為這應成為探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之道的前提和題中之義。至此，中國傳播學知識創新、理論創新和方法創新的路徑也逐漸清晰起來，從中國重大現實問題出發成為大多數傳播學者的共識，并希望以此來引領中國傳播學走出焦慮與迷失，從“傳播學在中國”走向“中國的傳播學”。中國傳播學研究從目前來看需要防止出現三個傾向性問題。
其一，中國傳播學“歷史與當下”的脫離。若以20世紀80年代初為起點計算，傳播學進入中國40年有余，并隨著信息技術和新媒體的發展，已成為哲學社會科學中最活躍的學科之一。趙月枝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么中國傳播學主要照搬西方傳播理論，而沒有在20世紀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產生？她認為，中國經歷了波瀾壯闊的革命、建設與改革，從農村包圍城市到改革開放，其間蘊含著豐富的新聞傳播理論與實踐，尤其是中國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已經把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來自蘇聯的共產主義新聞理論與實踐“本土化”過一次了。但是，當代傳播學學科建制卻沒有續接這一傳統，沒有在黨的百年新聞傳播實踐基礎上提煉和建構出自主知識體系。因此，如果將20世紀80年代初作為中國傳播學史的起點，那么是否可以說，中國革命過程中的傳播理論和實踐被虛無了？
修復這一脫離的前提是對“歷史”的辯證認知。這里的“歷史”，第一指向是具有五千多年文明歷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第二指向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百年歷程，此二者應成為中國傳播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基本遵循。
其二，中國傳播學“理論與實踐”的脫離。當下，傳播學領域出現了許多值得關注的新現象、新問題，但部分研究者卻寧愿躲進小樓，滿足于書齋式的發表，做著遠離社會政治且不痛不癢的研究，不聚焦國家重大戰略、學科重點前沿和實踐問題。有研究者提出，中國傳播學發展不能以國際流行的新技術或新媒體等概念及其學術討論為中心，遮蔽或偏離了中國社會轉型中的本土的核心問題。
“理論與實踐”的脫離表現為，一是中國傳播學不能完全與當代中國及其傳播實踐展開生機勃勃的對話，簡言之，即理論無法解釋重大現實問題。因此，研究者應繼續開展深入實踐的調查，采用民族志等研究方法，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二是中國傳播學者聚焦實踐不夠?！爸泻弦弧钡膫鹘y——“在認識世界中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中反觀自己”，這既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在傳播學領域仍未得到充分彰顯。這就需要一種行動主義的研究取向，即研究者不僅要進行外在的觀察和訪問，而且要在事件過程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充當“觸媒”，既把研究過程作為研究對象，又致力于介入和干預實踐。
其三，防止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與中國現實相脫離。一方面，在中國傳播學界，西方傳播理論存在各種演繹，與馬克思主義新聞學傳統存在根本分歧。在實際的傳播學學術話語中，西方傳播理論不時弱化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對中國傳播學的影響。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新聞傳播學內部也多少存在形式主義化等問題，難免陷入自說自話的學術困境。另一方面，實際上，以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為分析框架研究中國問題，缺乏與中國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和中國本土實踐展開有效對話，有時難免使批判傳播研究成為“懸浮”于中國社會、歷史與主流價值之外的“學術游戲”，影響了中國傳播學的長遠發展。如在有些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和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的框架中，中國傳播實踐僅被當作“全球信息—數字—平臺資本主義”的一部分來研究。
四、中國傳播學研究的進路
新時代中國的傳播理論建設不應只是書齋式的、觀點性的爭鳴，不能僅僅停留在認識論和傳播史層面的論戰，而要立足當下中國，參與重大現實問題的討論，加強傳播理論與實踐的對話，從而更好解釋傳播實踐中遇到的新問題。與此同時，應從一種“長時段”的視角出發，觀察近年來中國傳播學人的探索，尤其是聚焦中國道路的經驗研究。這些研究常以個案出現，雖然沒有完全聚焦“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中國化”等議題，但客觀上又探討了中國傳播學研究的問題與方向，給出了具有解釋力和說服力的回應。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傳播學研究未嘗不是一場持續了多年的學術實踐，其中有幾個值得一提的研究，或許可以管窺中國傳播理論的發展方向。選擇這幾個方向，是因為筆者認為中國傳播學發展不能為學科所困，更不能從西方的傳播理論出發，而是必須從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和當代中國實踐出發，給出具有解釋力和引領性的理論答案，如此才能真正建構傳播學自主知識體系。
一是傳播與中華傳統文化。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費孝通晚年提出“文化自覺”思想時，尤其強調人文思想和中國自身的歷史文化傳統，將其視為“中國學術的一個非常有潛力的發展方向，也是中國學者向國際社會學可能做出貢獻的重要途徑之一”?！坝^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也是傳播學“本土化”或“中國化”的方向。
沿著人文傳統，中國傳播學研究綿綿不絕，頗有進展：1988年吳予敏的專著《無形的網絡——從傳播學的角度看中國的傳統文化》，1990年尹韻公的博士論文《中國明代新聞傳播史》，1999年李彬的博士論文《唐代文明與新聞傳播》，2010年陳嬿如的《心傳：傳播學理論的新探索》，2013年李漫的《元代傳播考：概貌、問題及限度》，2017年田建平的《宋代出版史》，2019年謝清果的《華夏傳播研究：媒介學的視角》，以及近年來潘祥輝的華夏本土傳播學及“日常生活”中的傳播系列研究，如“對天發誓”“宣之于眾”“秦晉之好”“歌以詠政”等。
中國傳播學發展須植根于中華傳統文化的深厚土壤。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且與西方文化有著不同的脈絡和底色，包含著許多傳播的智慧與精華。關鍵在于如何提煉，如何從一些習以為常的傳播現象中抽絲剝繭，條分縷析，闡明獨具中國文化氣息的傳播規律。比如“宣傳”，西方的“宣傳”概念起源于戰爭，強調“灌輸”與“對抗”；中國古代“宣”的重要特征就是不以傳遞信息或灌輸某種思想觀點為目標，而是要達到“以德服人”的效果。
二是傳播與現實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聚焦中國傳播實踐，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理應成為中國傳播學的發展方向。
20世紀末，伴隨著信息化、市場化浪潮的推進，中國社會發生飛速轉型，出現了一些突出矛盾和新問題。21世紀以來，中國傳播學者越來越不屑于照搬照抄、人云亦云，而是以問題為導向進行長時間的田野調查，為中國傳播學發展作出了貢獻。比如，對居住在深圳的湖南攸縣籍出租車司機群體進行媒介使用的研究，展現了農民工群體社會關系的結構模式及其演變過程；對少數民族電視收看行為進行民族志調查，討論現代傳媒與少數民族鄉村日常生活的關系；對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群體進行十年追蹤研究，討論他們在城市中的社會適應問題；在甘南村莊中進行在線社交平臺的民族志調查，討論微信群等虛擬社區對于鄉村秩序重構的重要意義；等等。
上述研究的共同點是研究者融入傳播“事件與過程”，進入歷史和經驗的“現場”，遵循事件本身的演變邏輯與內在關系，在社會實踐與生活經驗中提出并解決問題。事實上，中國道路實踐包含了豐富的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中國革命與社會主義文化遺產以及中國式現代化理論與經驗，如何把握其歷史文化內涵，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用中國理論解讀中國傳播實踐，是中國傳播學的時代命題，也是傳播理論“實踐轉向”的趨勢。
三是傳播與中國道路。如果說，傳播與中華傳統文化著眼于中國傳播學的歷史意識與文化底蘊，傳播與現實問題著眼于中國傳播學的社會根基與實踐關懷，那么傳播與中國道路則是關乎中國傳播學安身立命與何去何從的關鍵。研究者應立足黨史、國史，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向，用歷史映照現實、遠觀未來，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提煉出面向未來的中國理論，這也是傳播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前提。
比如，王洪喆從20世紀中后期上海機床廠的經驗中總結出社會主義的技術政治路線，即在生產和技術革新的過程中培養技術人員，將工人的繼續教育和新技術革新結合起來。此研究在科學技術考古學、媒介考古學盛行的學界，無疑讓人耳目一新，看似重返20世紀中國社會技術生產實踐，實則是在探索超越資本主義的人類與技術新型關系的可能性。沙垚聚焦農村俱樂部研究發現，“十七年”時期（1949—1966）的中國鄉村新聞傳播與文化宣傳具有“組織性”與“總體性”特征。張慧瑜提出“基層傳播”的概念，發現正是一群逆向流動的知識分子成為城鄉互助、信息普及、文化共享的中介，緩解了欠發達地區缺乏現代化信息的困境，向資本、技術稀缺地區“逆向”傳播現代化知識?？傊?，這些圍繞中國道路展開的傳播研究，無疑破除了西方傳播學及其一度甚囂塵上的新聞專業主義迷思，以唯物史觀視角展現了生機勃勃的中國傳播實踐。
四是傳播與國際傳播。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在傳播學的分支學科中，國際傳播、對外傳播、跨文化傳播等，一直廣受學界青睞。尤其是近年來，隨著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以及黨中央多次強調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這方面的研究更是如火如荼。如有研究者認為，“新時代中國國際傳播話語體系的重塑，必須基于對‘西方’概念和現實祛魅的邏輯起點，通過對西方話語霸權的解構奠定話語重塑的認知基礎”。毋庸諱言，當前中國的國際傳播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學界正積極探索國際傳播的新方法與新路徑，國際傳播研究視野不斷拓展。
事實上，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形成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傳播理論與實踐，為傳播學者提供了豐富的研究案例，對國際社會主義事業也產生了深遠影響，是在實踐中提煉并得到實踐檢驗的馬克思主義傳播學。與此同時，國際主義屬性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學區別于西方馬克思主義傳播學的又一大特色。比如，王維佳提出“橫向整合”概念，認為以往考察國際關系與傳播時，往往只看到邊緣國家與中心國家之間的縱向國際關系，較少關注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橫向互動，而這些自主性的橫向聯合有助于其協力解決共同面對的社會發展問題，促進世界新秩序的建立。國際傳播研究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秉持國際視野，不僅要面向西方國家，更要面向第三世界國家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致力于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五、建構傳播學自主知識體系
當前，如何處理好西方理論與中國傳播實踐的關系，成為我國傳播學學科的內在焦慮。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要以中國為觀照、以時代為觀照，立足中國實際，解決中國問題”。這為包括傳播學在內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指明了根本性的進路和方向。
建構傳播學自主知識體系，首先應對中國傳播學史的起點進行反思。其次需要研判分析近十年來中國傳播學研究存在的問題，并探尋可能的突破路徑。最后需要一些引領性的、前瞻性的研究，在理論與實踐結合的基礎上深入回答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一系列重大時代課題，推動中國傳播學學術成果“走出去”。在中國傳播學近十年的學術實踐中，以下四個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方向，或許可以管窺傳播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雛形。一是聚焦人文主義傳統，通過對話中國歷史文化提煉“本土化”或“中國化”的傳播理論。二是聚焦實踐主義傳統，通過討論現實問題提煉具有當代中國實踐特色的傳播理論。三是聚焦黨史、國史，從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程中提煉聚焦中國道路實踐的傳播理論。四是聚焦國際傳播實踐，從國際視角出發提煉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國際傳播的理論。應該說，這四點是建構傳播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即很難說只要做到這四點，就可以建構出自主的知識體系，但若做不到，建構傳播學自主知識體系也就無從談起。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建構中國特色的傳播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已迫在眉睫。一方面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另一方面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如甘惜分提出的“多聲一向論”，“一個方向”即社會主義大方向。有學者提出，未來中國傳播學須遵循新“十六字方針”——守正創新、融通中外、植根實踐、引領時代。其中兩個條件必不可少，一是秉持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時代化的理論視野，二是置于中國歷史包括“四史”即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的歷史維度中。說到底，一切真學問、大學問都孕育在活生生的歷史實踐中，中國歷史文化與社會實踐蘊含著豐富的傳播資源，有待研究者繼續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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