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加強基層建設與創新社會治理，是當代中國社會建設的兩個重要議題。2021年4月2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意見》提出，“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石，統籌推進鄉鎮（街道）和城鄉社區治理，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礎工程”；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提升社會治理效能”?；鶎?，是國家治理體系在地方層面的基礎結構；基層治理，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石和關鍵場域。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基層強則國家強，基層安則天下安，必須抓好基層治理現代化這項基礎性工作”。由此可見，基層對國家治理和大局穩定至關重要，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關鍵在基層，短板在鄉村。
近年來，伴隨著市場化和城鎮化的日漸深入，由“務工潮”和“進城潮”所引發的鄉村“空殼化”現象日趨嚴重，村民主體離場、鄉村空間萎縮、村莊治理失效等困境正侵蝕著傳統鄉村治理共同體的原有機能，基層治理正面臨治理主體性缺失、農村公共精神匱乏和道德倫理危機等問題。
基層治理離不開多元主體之間信息的及時傳遞和有效交互，而媒介則能夠搭建國家與社會之間溝通的平臺和渠道，通過推動多元主體協同參與和多形式社會協商，實現有效治理。從政治實踐上看，媒介作為政治體系的有機構成，在基層治理中曾扮演著重要角色。學者潘祥輝認為，廣播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的“聲音政治”時代，“聲音”與“傾聽”被廣泛地應用于農村治理。學者艾紅紅認為，農村有線廣播的發展是農村治理的縮影，新中國的農民借助收聽廣播實現了封閉鄉村與外部世界的想象性整合。有學者指出“治理”是廣播與鄉村互動的一種重要方式，有線廣播賦予了基層國家機構和鄉村組織較為直接的力量，但卻未給同樣作為治理主體的鄉村民眾賦予太多力量。這些研究關注到廣播媒介在鄉村治理中發揮的作用，但對于如何將廣播治理的歷史經驗折射至當下現實問題、解決當下基層治理困境，未作相關提煉與論述。因而，本文試圖從廣播的媒介實踐入手，耙梳廣播參與基層治理的歷史經驗，以期為當下在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政策目標下創新媒介基層治理提供有益借鑒與思考。
二、凝聚共識：將基層群眾納入國家政治議程
1949年到1956年，是新中國恢復國民經濟的重要過渡時期。為配合黨和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中央廣播事業局于1952年12月召開第一次全國廣播工作會議，其討論的主題是如何加強“廣播宣傳和經濟建設的聯系”。會議提出，廣播宣傳的核心工作目標旨在“動員廣大人民群眾為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任務而奮斗”。例如，上世紀50年代初，華東人民廣播電臺為配合華東地區的經濟建設需要，舉辦了一批具有影響力的經濟性節目和服務類節目。華東臺的《財經講座節目》和《商情節目》等，介紹上海和華東各地商情，這些經濟信息對華東各地城鄉物資交流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華東臺還組織過統一財經工作、調整公私關系、民主評議工商業稅等專題節目，以配合當時的經濟工作。
從政治學意義上看，共識的形成源于“一種特殊的協定”，即在廣義上能夠得到個人和組織廣泛認可的根本性或基礎性原則。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真正共同體”的共同生產是廣泛存在的。
如何凝聚社會主義建設的共識？這一時期，各地的廣播電臺緊密圍繞黨的中心工作和各項政治運動，組織宣傳報道，準確、及時地向人民群眾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人民政府下發的各項法令，報道人民的生活和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的成就，以增強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信心和凝聚力，鼓舞人民群眾投入生產建設和恢復國民經濟，使人民群眾信心百倍地迎接第一個五年計劃。1954年11月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廣播工作會議也對廣播宣傳工作任務作出明確指示：“宣傳黨和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建設計劃以及各種政策和措施；宣傳國家建設，特別是經濟建設中的巨大成就，給群眾指出努力方向?！比绾瓮ㄟ^廣播的動員，將分散的傳統農民個體有機整合到社會主義建設進程和國家宏大的政治議程中，是廣播宣傳工作的重點所在。據貴州人民廣播電臺工作人員回憶：“1952年，黨中央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廣播為實現總路線服務。1953年，隨著三年經濟恢復任務的完成，我國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我們在廣播大力宣傳‘為國家大建設服務’”。
為密切配合黨和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國家的生產建設任務，廣播電臺以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為指導思想，宣傳動員各族人民積極投入到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之中，通過廣播媒介的有效整合，達成人民對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和國家發展目標的共識，形成國家建設的“共同體”?！皬V播中播放著《社會主義好》等雄壯的、響徹四方的歌聲，使人們為之振奮。那時，新中國已抹平了戰爭的創傷，一個蓬蓬勃勃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形勢就將到來，工農業生產熱潮已見端倪。形勢的發展向各方的人們提出新的挑戰，廣播呼喚著人們要有一個新的振奮和作為，極大地喚起了全體人民的干勁和熱情?！?/div>
作為一種貫通上下的政治通道，廣播媒介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不僅是一種宣傳的政治工具，而且進行了最為重要的“共識”制造：廣播有效地把工人和農民整合為社會主義建設“共同體”，共同參與到國家建設實踐與社會治理中。一方面，廣播媒介通過向工人、農民宣傳黨和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建設計劃以及各種政策和措施，有效凝聚社會共識的內生力量，使人民群眾更好地投身于社會主義建設。另一方面，廣播以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表現形式，對國家建設、經濟建設中涌現出的先進事例和典型人物廣泛宣傳報道，通過“共同體”意識的媒介記憶達成社會主義建設的奮斗“共識”。例如，上世紀50年代，川南人民廣播電臺就圍繞土地改革和農業增產方面的工作，邀請生產第一線的代表舉行廣播座談，并舉辦了廣播專題，介紹著名勞動模范趙國有等人的先進事跡。這種源于社會主義建設“共同體”的價值向往與精神追求，有效地達成建設主體對國家建設目標的一致認同，完成對國家建設主體的整合，并推動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面開展。
三、在地、共時：廣播對微觀個體日常生活的介入
廣播對微觀個體日常生活的介入，通過兩種治理手段實現：一是開辦在地化的自辦節目創建基層群眾的交往空間；二是以無形的電波建構農村集體生產、生活統一的時間基礎，將分散的傳統農民整合為“共時性”的集體。
?。ㄒ唬┰诘兀鹤赞k節目構建交往空間
哈貝馬斯（Habermas）的交往行為理論（Communicate Act Theory）提出，交往理性的實質是“各參與主體圍繞公共事務和公共話題進行政治溝通的民主協商能力”。哈貝馬斯認為，現代社會面臨著整合危機，解救的方法就是在交往中進行溝通，形成共識?！敖煌蓖ㄟ^蘊含在“言語”中的個體、社會規范、他人三個維度顯現。那么，這一時期的廣播是怎樣發揮媒介構建交往空間的重要功能的？
解放初期，為使廣播與人民群眾的聯系更為緊密，以更好地發揮廣播的作用，中央廣播局要求廣播站密切結合各地的具體情況，圍繞當地人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開辦一定量的自辦節目，通過自辦節目，為在地化的基層群眾創建交往空間。
梅益認為：“廣播站一定要有自辦節目。節目一定要和當時當地的實際需要和具體情況密切結合，包括政策的宣傳、政令的傳送，先進經驗和先進人物的宣傳表揚，錯誤思想和不良現象的批評，以及當地人民日常工作和生活各種活動報道?！?/div>
各地廣播電臺的節目設置雖不盡相同，但節目的構成比例大致相近：轉播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節目的時間約占整個播出時間的20%，自辦的新聞性節目約占15%，文藝節目約占40%，服務性節目約占10%。江蘇揚州臺每天從18點30分開始播音，到22點30分結束，共計4小時，其中轉播、自辦文字節目和文藝節目各占三分之一。除轉播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及評論》和《中央重要政令文告》以及華東臺的《華東新聞》和《華東通訊》外，有《蘇北及本市新聞》《蘇北政令文告》《蘇北通訊》《人民講座》等政治性節目，以及歌曲、京劇等文藝性節目。
南京人民廣播電臺在創建初期，根據解放區依靠群眾辦報、開門辦報的經驗進行廣播宣傳，十分重視群眾基礎。1950年，南京人民廣播電臺的自辦節目有《新聞》《評論通訊》《政令常識》《自然科學講座》《衛生講座》《無線電常識》《聽眾服務》，以及《職工節目》《工商節目》《農村生活》《婦女節目》《兒童節目》《軍人節目》及《行情》等節目。這些大量的自辦節目，一掃國民黨時期紙醉金迷的靡靡之音，緊緊圍繞經濟建設和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大革命運動等重要主題，組織廣播宣傳報道，使廣大群眾耳目一新、心情振奮，為人民群眾投入經濟建設和經濟恢復工作，產生了思想指引和凝心聚力的重要作用。
1951年1月6日開始正式播音的川南人民廣播電臺，在自辦節目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除了轉播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西南人民廣播電臺的節目外，川南人民廣播電臺還自辦了《川南新聞》《川南評論》《政令文告》《人民講壇》《學習講座》《宣傳員講話》和以工人、農民、青年、婦女為對象的《輪回節目》等。文藝節目有《新歌教唱》《地方曲藝》《戲劇集錦》《電影剪輯》等?！斑@些節目在川南人民群眾中深受歡迎，最根本的一條原因是聯系實際，緊密結合當時的中心工作?！蔽骺蹬_（即四川人民廣播電臺）不僅加強了對農廣播等重點節目，還增加了《科學與衛生》《家庭生活》《怎樣過星期天》《聽眾服務》等知識性和服務性節目，并加強了文藝廣播、藝術知識、群眾業余文藝等節目，極大豐富了當地農村和牧區的文化生活。
?。ǘ┕矔r：廣播塑造集體化的時間
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媒介對集體記憶具有建構與重塑功能。廣播則成為“塑造統一時間的強大裝置”，它建構了農村集體生產和生活統一的時間基礎。
早在第二次全國廣播工作會議時，梅益在講話中就提出，辦廣播要根據當地需要和具體情況來決定節目方針，廣播的目的與對象決定了廣播的節目內容與形式。他指出：“廣播臺主要應依照收音站所組織的集體聽眾的實際需要、作息時間和生活習慣來規定節目的內容、形式和編排方法?！?/div>
廣播以電波傳遞聲音，由于廣播的收聽范圍廣、傳播迅速且不受空間距離的限制，使絕大部分村、社的農民通過廣播能夠同步知曉國內外發生的大事，聽到中央和地方黨政機關的講話。有線廣播在農村基層社會的普及，使“當時位于偏遠山區的小村莊也能做到‘傳達毛主席指示不過夜’”?！皝碜試翌I導人的最新指示，被廣播媒介以最快的速度傳達到基層每個人?！?/div>
“聽了一段時間廣播，我漸漸發現，播音開始和結束的時間都成為農民們田間作業的出工和收工令，他們都是依靠廣播來記時間?！薄坝辛藦V播，晚上村民們相互串門的習慣不見了，更多的情形是一家人圍坐廣播附近，聽中央、省、地、縣委的聲音。那時候，我每天都準時收聽縣廣播站的三次播音，一直到播音員最后說‘明天播音再見’?！?/div>
社會治理是多元治理主體的共時性聚合行動，它強調治理對象能及時接受到信息，并對治理主體進行回應與反饋。農村廣播是嵌入鄉土社會的現代時間機器，統一規劃著鄉村民眾的生產生活，制造出新的社會律動。
農村廣播網的建立，不僅改變了中國農村的宣傳鼓動工作，使中央的政策和指示能夠做到“一竿子插到底”，及時讓農民群眾接收到信息，而且促進了以集體生產為主的本地農業生產，滿足以集體農民為主的本地勞動人民的政治、文化和娛樂需求，分散的村落被無形的電波整合為一個“共時性”的空間，由此形成了共時性的記憶空間。
四、密切聯系群眾：節目突出農民主體性
廣播要“為人民服務”，圍繞人民的日常生活和農業生產等主題開辦節目，密切廣播與群眾的聯系，實現國家與基層社會的有機互動。
劉少奇同志認為，辦廣播的目的是“以人為本、為人民服務”，因此廣播宣傳在為中心任務服務的同時，應當廣泛關心、指導人民的生活，加強廣播與人民日常生活的聯系，使節目更接近和體現人民群眾的生活。
加強廣播與廣大群眾的密切聯系，體現在多個層面：在節目內容方面，各地方臺密切結合當地實際，圍繞人們的日常生活和農業生產等主題開辦節目，或及時向人民群眾預報災害性天氣，防止災害性天氣對經濟建設和農業生產的打擊；或通過廣播傳播生產知識，交流生產經驗，使農民獲得所需的農業生產信息和文化知識；或通過豐富的廣播節目活躍農村的文化生活，滿足農村居民對文化娛樂的需要，突出了農民的主體性。
例如，華東臺的《華東汛情》和《臺風報告》等服務性節目，及時向人民群眾預報災害性天氣以保護經濟建設和農業生產，對于易受臺風襲擊的華東沿海各地群眾來說十分重要?！皬V播里每天雷打不動地播報三次天氣預報，村民們就是靠著天氣預報準確地判斷下秧苗、插秧、播撒棉花籽、收割水稻、種麥子等時令，廣播里科學種田、噴灑農藥的知識更是為農民種田、種好田平添了翅膀?！?/div>
在廣播的組織形式方面，它通過收音員下鄉等方式密切同群眾的關系。在廣播稿件的采編方面，通過在群眾中組織廣播通訊員、收聽聯絡員，建立收聽基點社和基點戶，獲取廣播稿件、廣播材料、組織節目的線索以及群眾對于節目的反饋意見。廣播站要求編輯工作人員（包括站長、編輯、記者）經常下鄉，到村社和農戶家中，同關心廣播的基層干部和勞動群眾建立密切聯系，學習群眾的語言。
“收音員是特殊的貨郎擔，他們挑下鄉的不僅是幾十斤重的收聽工具，而且是黨的聲音，人民的聲音?！薄拔蓓攺V播”和幾萬名收音員肩挑收音機下鄉組織農民收聽、為農民送去最新的信息和文化娛樂節目，成為人們對廣播最樸素最永久的印記。
1953年，四川的康北牧區發生猖獗一時的牲畜炭疽病，不少牲畜受到嚴重威脅，由于交通不便，防治炭疽病的難度很大。當時的西康臺及時編發了防治辦法，通過廣播和組織收聽、油印小報等方式，迅速傳送到農牧區，牲畜炭疽病得到及時控制，大大減少了農牧區的損失。
為使廣播節目得到人民群眾的喜愛，“群眾性”成為精辦廣播節目的核心目標。當時要求廣播稿件能讓群眾“聽得懂、看得見、摸得著、嘗得到”?！奥牭枚笔侵赣萌罕娐牭枚慕】嫡Z言，避免新聞八股；“看得見”是指多講群眾熟悉的、有代表性的真人真事，避免說遠不說近、談古不論今；“摸得著”是指多講與群眾生活有直接關系的問題，避免政治空談；“嘗得到”是指要結合群眾已有政治經驗和生活經驗，避免生硬說教。廣播節目做到通俗化、形象化、群眾化，才能使文化水平還不太高的群眾欣然接受。
同時，為防止廣播脫離群眾，使廣播的內容深入人心，使用“通俗口語”成為廣播工作的一條重要原則。在語言上通俗化、口語化；在內容上注意貼近群眾、貼近生活，讓群眾聽得懂、聽得清、聽得有味，樂意收聽?！巴ㄋ卓谡Z是與聽眾保持聯系的第一要素、主要手段。它要求敘說事實、準確簡潔；描述情節，生動形象；表達情感，親切自然；用字造句，通俗上口。只有樸素、自然，才能抓住聽眾。那時候，編輯部有個制度，節目播出前，不定時下基層進行試播，先征求群眾意見，特別是對象性節目，要求更嚴格一些。這叫做讓群眾幫助把關，杜絕‘小知識分子情調’和‘學生腔’?！?/div>
為了在節目內容方面增強廣播與人民群眾的互動，在討論廣播編輯工作時，中央甚至提出“編輯人員下鄉”的創作思路。
“村社里的活動和問題是廣播站節目的主要內容，農民是廣播站宣傳的主要對象，廣播站要聯系的‘實際’和‘群眾’主要在村社，廣播站編輯工作人員到村社去是必需的。編輯工作人員下鄉的好處很多：第一，‘百聞不如一見’，到村社去可以了解群眾生產勞動和農村工作的實際情形，了解群眾真實的思想感情，取得感性知識。第二，可以發現采訪線索，收集宣傳材料，找到好的宣傳題目。第三，可以組織有先進經驗的人播講。第四，可以組織和聯系群眾廣播隊伍（廣播通訊員、收聽聯絡員、收聽基點等等），鞏固和提高其積極性。第五，可以了解廣播站宣傳工作的效果，克服自己工作中的主觀主義和片面性等缺點，總而言之，編輯工作人員下鄉，有利于使自己的工作密切聯系實際，聯系群眾，克服缺點，提高工作，使自己的工作成為當前中心的一個方面?！?/div>
周新武也強調，在依靠群眾方面，應該注意正確地發揮群眾的積極性，“廣播站宣傳的對象是群眾。群眾斗爭、勞動和生活中的事情是最實際的宣傳題目；群眾創造的行之有效的實際經驗，是最可靠的經驗；群眾之間互相熟悉，呼吸相通，思想、感情、經歷、問題等等都相同或相近。因此，群眾親身的實踐對于群眾最有說服力。由群眾教育群眾，是最生動有效的教育方法?！?/div>
總之，發展農村廣播網并非僅僅是出于黨和國家政治宣傳的要求，也來源于新政權對于“農民主體性”的考量，因為隨著我國農業合作化運動高潮的到來以及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展開，農村生產的組織形式也發生了變化，農民學習政治、文化和提高農業生產技術的自覺性空前提高，全國各地的農民對于發展有線廣播網有著迫切需求。大力發展廣播不僅僅是為了使中央的政策和指示能“一竿子插到底”，更重要目的是為了滿足本地勞動人民的政治、文化和娛樂需求，更好地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因而廣播要“為人民服務”，通過加強廣播與群眾的密切聯系，實現國家與基層社會的有機互動。
五、結語
在傳統媒介不斷被擠壓、不斷被重塑的網絡社交媒體時代，廣播媒介的基層治理功能仍不容忽視。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鄉村大喇叭的應急預警功能被重新挖掘和激活。作為單向性的傳播媒介，它在應急信息傳播中搶占先機，在基層的防疫知識宣傳和防疫政策宣講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社區廣播或農村大喇叭成為基層治理創新的“硬核”。然而，本文重點探討的，并非當下廣播媒介的新功能，而是透過歷史的棱鏡，剖析了黨和人民政權怎樣運用廣播這一強大的宣傳工具，向基層群眾進行政治宣傳、文化教育和組織動員，激發群眾的主觀能動性和精神意志力，克服社會主義建設所面臨的資源與技術限制，使人民群眾積極投身社會主義建設。追溯廣播媒介治理的“何來”與“何為”，使得探討當下媒介基層治理的“何往”成為可能，這才是本文寫作的意義所在。
本文復現了廣播嵌入基層治理的歷史實踐，引發我們對于現實問題的思考：在新興媒介技術的不斷迭代更新、基層傳播格局發生復雜而深刻調整變化的現實情景下，要實現基層共識的凝聚，就應當聚合基層傳播資源，全方位打造信息互通、資源共享的聯動平臺，通過媒體組織再造，建立兼具傳播功能和社會治理功能的融合性媒介組織，使其成為基層社會治理的功能性與結構性要素，吸納社會治理主體形成良性互動、有序合作，將社會治理主體有機融入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宏觀議題中，通過媒介的意義建構與認同凝聚，激發地方基層群眾參與當地社會公共事務的積極性和決策意識。
廣播介入微觀個體日常生活的實踐證明，在地化是媒介融入基層治理的重要端口。一些地方媒體正探索通過精準化的信息服務，搭建本地的強關系平臺，有效將當地用戶與地方資源連接起來，有力聚合本地用戶，承擔起當地政策宣傳、輿論引導、民意溝通、政治參與等功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媒體的地域接近性和本土化優勢，從而拓展了媒介作為基層社會治理載體的內涵與邊界。
建國初期，廣播密切聯系群眾、突出農民主體性的歷史經驗啟示我們：媒介嵌入基層治理體系的重要路徑之一，是通過為基層群眾提供多元服務的方式，發揮其治理功能。一些縣級融媒體中心嘗試通過融媒體產品和服務與本地用戶的日常生活緊密結合，使媒介有效連接本地資源的同時，增強媒體的影響力、傳播力、引導力、公信力，并通過激發地方基層群眾參與當地社會公共事務的積極性和決策意識，為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的社會治理格局、實現基層治理現代化提供新的可能。